茶道與佛教 佛教于公元前6---公元前5世紀間創(chuàng)立于古印度，約在兩漢之際傳入中國，經(jīng)魏晉南北朝的傳播與發(fā)展，到隋唐時達到鼎盛時期。而茶道則是興于唐，盛于宋。中國茶道從開始萌芽，就與佛教有千絲萬縷的聯(lián)系，其中僧俗兩方面都津津樂道，并廣為世人所知的便是——禪茶一味。 茶與佛教的最初關系是茶為僧人提供了無可替代的飲料，而僧人與寺院促進了茶葉生產(chǎn)的發(fā)展和制茶技術的進步。進而，在茶事實踐中，茶道與佛教之間找到了越來越多的思想內(nèi)涵方面的共通之處 其一：佛教以“四諦”為總綱，“苦、集、滅、道”。 其二：佛教主靜 其三：“凡”茶道的本質確實是從微不足道的日?，嵥榈钠椒采钪腥ジ形蛴钪娴膴W妙和人生的哲理。然而“禪”也正是要求人們通過靜慮，從平凡的小事中去契悟大道。 其四：“放”人生在世，一切苦惱都是因為“放不下”，佛法說修行必需放下一切方可能入道，否則徒勞無益。修習佛教強調(diào)“放”，品茶也強調(diào)“放”。茶道與道教 　中國茶道強調(diào)“道法自然”，包含了物質、行為、精神三個層次。 　 物質方面，中國茶道認為：“茶是南方之嘉木”。是大自然恩賜的“珍木靈芽”，在種茶、采茶、制茶時必須順應大自然的規(guī)律才能產(chǎn)出好茶，行為方面，中國茶道講究在茶事活動中，一切要以自然味美，一樸實味美，東則行云流水，靜如山岳磐石，笑則如春花自開，言則如山泉吟訴，一舉手，一投足，一顰一笑都應發(fā)自自然，任由心性，好不造作。 　精神方面，道法自然，返樸歸真，表現(xiàn)為自己的性心得到完全解放，使自己的心境得到清靜、恬淡、寂寞、無為，使自己的心靈隨茶香彌漫，仿佛自己與宇宙融合，升華到“悟我“的境界 茶道與儒教 儒教的影響最明顯，如：以茶待客、以茶作祭的茶葉禮俗，無疑是儒教倫理綱常思想主導下產(chǎn)生的。中國是禮義之邦，要做一個中國人就得學“禮”，外國人進入中國頭一樁事就是入鄉(xiāng)問俗，問俗即問“禮”，弄通了禮節(jié)然后入鄉(xiāng)隨俗、客隨主便。清末慈禧太后時代洋人頻頻拜訪，欲先禮后兵，太歲頭上動土。但洋人不懂大清禮節(jié)，不行跪拜之禮反貿(mào)然伸手，欲與至高無尚的君主握手，彼時洋人雖有堅船利炮，但因有此等愚魯行徑而為大清臣民恥笑，若不是八國聯(lián)軍一把火燒了圓明園，顯示了威風，那會一直被目之為化外之民而不屑一顧。

武夷山儒釋道武夷山自商周以來，就有許多文化遺址,久經(jīng)數(shù)千年儒釋道文化的洗禮,形成三教（儒釋道）同山；三教文化有如武夷崛起的三花峰，三花并蒂；似三仰峰之仰，“仰之彌高”。自然遺產(chǎn)文化與茶文化，相互輝映。形成“千載儒釋道，萬古山水茶”。中國傳統(tǒng)文化大致可認為是儒釋道三教相互影響并構成了中國文化的基本形式的內(nèi)涵。 　　武夷茶“臻山川之靈氣，受日月之精華”，大自然賦予的儉樸，清純、和靜的稟性，深得儒釋道三教的喜愛，茶成為他們的精神寄托和理想的物質。 　　武夷山茶文化源于傳統(tǒng)文化，武夷茶道就是三教之產(chǎn)物。道宗老子說：“藝者，道之形也”，茶藝是茶道的表現(xiàn)形式，茶道是整個茶藝過程中所體現(xiàn)的精神，追求的道德風尚。一些茶道大師對此以精辟的語言加以概括，提出茶藝的基本精神。早在唐代，曾是佛門弟子的茶圣陸羽說：“茶之為用，味至寒，為飲最宜精行儉德之人。”指出飲茶者應具有儉樸的美德。唐末儒家名人劉貞亮在《茶十德》中說：“以茶利禮仁，以茶表敬意，以茶可雅志，以茶可行道?！碑敶枋怯X農(nóng)指出：“飲茶是一種精神的享受，是一種藝術，或是一種修身養(yǎng)性的手段?！碑敶杞缣┒窂?zhí)旄ＵJ為：“中國茶道的基本精神，其本質應該是德。”《周禮》云：“在心是德，施之為行?！碧岢鲋袊瓒Y“儉、清、和、靜。”莊晚芳先生歸納總結中國茶道的基本精神在于“和、怡、靜、潔”。臺灣中華茶藝協(xié)會通過了茶藝精神是“清、敬、恬、真”。茶文化專家丁文在《茶乘》上說：“中國茶道負載著儒道釋三教文化的內(nèi)涵，儒家士子創(chuàng)立和發(fā)展了中國茶道，并以茶道為心靈的宗教?！北妿熂抑?，可謂仁者見仁，智者見智，形成百家爭鳴，豐富了茶文化的內(nèi)涵。”有著3000多年飲茶史的中國，茶文化積淀深厚，茶道的基本精神，歷經(jīng)唐、宋、元、明2000多年不斷演變，已融合了儒釋道三教的宗教思想，成為人類文化的寶貴財富。 　　儒家以茶論道 　　儒家學說的基本精神之一是“中庸之道”。中庸被看成是中國人的智慧，反映了中國人對人和諧、平衡以及友好精神的認識和追求。中國茶道多方面體現(xiàn)儒家中庸之道，溫、良、恭、儉、讓的精神。以寓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偉大哲理于品茗飲茶的日常生活之中。 　　中國人與茶中之“和”，好象天成。儒家認為中國人的性格就像茶；清醒、理智、平和。茶雖然能給人以一定的刺激，令人興奮，但它對人總體的效果則是親而不亂，嗜而敬之。茗飲最終能使人沉靜，使人能冷靜地面對現(xiàn)實，這是與儒家倡導的中庸精神相吻合。 　　因此，儒家便以茶的這種親和力作為協(xié)調(diào)人際關系的手段，來溝通人際關系，達到互敬、互愛、互助的目的，從而創(chuàng)造出一種尊卑有序、上下和諧的理想社會環(huán)境。 　　儒家繼承者、閩學的創(chuàng)始人,宋代理學家朱熹，他愛武夷山，更愛武夷茶，并且精于茶道。淳熙十年（1181）在武夷山隱屏峰下，興建武夷精舍，隱居講學，著書立說，倡道東南，為儒家道統(tǒng)繼往開來，四方學者云集，盛極一時。 　　教學之余，常與朋友、門人一起品茶設宴，或宴于泉邊，或宴于竹林，或宴于九曲溪畔。一只爐子，兩把壺子，幾只茶盞，舀幾飄九曲清溪水，徐徐烹來，芳香四溢，飄飄然而覺物我合一。詠茶宴詩云：“茗飲瀹甘寒，抖擻神氣增，頓覺塵慮空，飄然悅心目?！保ㄖ祆洹吨熳游募罚? 　　宋代文人好斗茶，是一種“盛世之清尚”。北宋前期，海內(nèi)晏然，統(tǒng)治者重文輕武，使士大夫沐浴膏澤，精神心理也優(yōu)越自勝，故而文人士大夫有充裕的閑暇心情來從事茗事。再者，宋代理學盛行，“天下之士，勵志清白，競為閑暇修索之玩”。斗茶亦可喻理，茶湯“咬盞”，可喻敬守誠實之一；而茶色尚白，可喻志氣清白。斗茶，既是一種雅玩文藝也是一種窮理。 　　宋代品茶之風極盛，武夷茶區(qū)風行“斗茶”之風，當時上至達官貴人，文人墨客，下至庶民百姓皆紛紛效行，引為樂事。武夷山精舍、書院學人士子，常以茶代酒宴請賓客，以茶會聚友朋，茶宴成為當時的一種時尚。 　　武夷精舍前五曲溪北岸，有“磯石上平，有灶溪中流，巨石屹然，可以環(huán)坐八九人，四面皆深水，當中凹自然為灶，可炊以瀹茗”。朱子在巨石上開設茶宴，煮茗品飲，吟詩斗茶，名之曰“茶灶石”。他的《武夷精舍雜詠》之《茶灶》詩云：“仙翁遺灶石，宛在水中央。飲罷方舟去，茶煙裊細香”。此詩一出，就炙膾人口，流傳于世，一時和作連翩飛來。辛棄疾、袁樞、韓元吉、留元綱、項安世等一班文人，紛紛詠唱追和。他的弟子、同道直至象陳俊卿這樣的名相巨公也作詩酬和，大大地提高了“武夷山水茶”的聲譽。尤以建安學者袁樞的雜詠十首最為引人注目。他以精細入微的筆觸描述了這個武夷山中的道學夫子半圣、半儒、半仙的隱居生活。其九《茶灶》詩：“摘茗蛻仙巖，汲水潛虬穴。旋然石上灶，輕泛甌中雪。清風已生腋，芳味猶在舌，何時棹孤舟，來此分余啜?！睈蹏娙藯钊f里于淳熙十六年（1189）十月由江西筠州徑入武夷山與朱熹相會。后于次年正月也寄給朱熹和作《武夷精舍十二詠》，對朱子武夷辦學、講學，著述、立說的生活作了最好的總結。其十一《茶灶》酬唱道：“茶灶本笠澤，飛來摘茶園。隨在武夷山，溪心化為石?！? 　　在武夷精舍四周，有茶圃兩處，植茶數(shù)十株，朱子講學之余暇，行吟于茶叢，枝頭嫩葉，頻頻點頭搖動，似知先生之意。在《建茶志》里首載了《朱熹遇茶姑》的美麗傳說，留傳頗廣。據(jù)《崇安縣志》載：“文公祠（武夷精舍）在九曲溪之五曲溪畔，清康熙時，春間置茶焙于此。舊有文公手植茶一本，名日文公茶，又名臭葉香茶，香逾他樹，舊列為武夷名叢之一?！彼螘r流行“客至則設茶，欲去則設湯”的禮法?！赌洗凹o聞》“以茶表敬，以茶交友”，都是為了使人際關系的“和”?！昂汀笔怪祆渖钪枋羌儩?、中和、清明的象征。用茶可以明倫理、博謙虛、不重虛華、崇尚儉樸、更以茶窮理、深入淺出地品茗論道，頗發(fā)人深省。朱熹通過飲茶，闡明“理而后和”的大道理?！吨熳诱Z類.雜類》138條，虁孫記載：“物之甘者，吃過必酸；苦者，吃過卻甘；茶本苦物，吃過卻甘。問：此理何知？曰：也是一個理，如始于憂勤，終于逸樂，理而后和。蓋理天下之至嚴，行之各得其分，則至和。又如，‘家人嗃嗃，悔厲吉，婦子嘻嘻，終吝，都是此理?！边@理實際上也是論述“禮”與“和”的關系。朱子認為“理而后和”，禮是和的前提；有禮才能有和，而禮行之“各得其分”，便能得到“至和”之理。是朱子對茶的“禮”的思想升華；茶之重禮，提高了中國人生活的文化品質。禮和人際關系，無疑起過而且至今仍在起著重要作用。朱子是理學家、教育家、借品茶喻求學之道。他認為在學的過程中，要狠下功夫，苦而后甘，始能樂在其中。朱子所謂“理而后和”，正是《中庸》所云：“喜怒哀樂未發(fā)之中，發(fā)而皆中節(jié)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和也者，天下之大道。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慶元學案.晦翁學案.中和論》）他又提到“禮本于天下之至嚴。禮成，則黎民各得其份，則至和”。所以“國治而后平天下?！边@和飲茶先苦后甜的道理一樣。同時，借論茶喻學之機，引《易經(jīng)·家人》“家人嗃嗃，悔厲吉；婦子嘻嘻，終吝”來告誡門人，禮治應以中庸之說?！凹胰恕笔且患抑餍蜗螅骸皢蹎邸笔抢淇岬囊馑迹患抑鬟^于嚴厲，以至冷冰冰的。謂治家過于嚴厲，則會帶來很大的危害。如果治家不嚴，婦道及子女行為不端正（嘻嘻），終會帶來恥辱和不幸。所以治家寧可嚴厲，不可松懈，也就是說釅茶嘗到韻味；淡茶則味如嚼臘，也就是說“中庸之道”和品茶中的先苦后甜的道理一樣。宋代理學家朱熹將中庸之為德賦予建茶，亦即世界聞名的武夷茶。朱子在比較建茶與江茶時曾說：“建茶如中庸之為德，江茶如伯夷叔齊。又曰：《南軒集》草茶如草澤高人，臘茶如臺閣勝士，似張南軒（理學東南三賢之一，即呂東萊、張南軒和朱熹）張栻字南軒之說，則俗了建茶，卻不如適間之說兩全也。”（《朱子語錄·雜類》139條道夫記）建茶是臘茶，江茶是草茶。歐陽修《歸田錄》說：“臘茶出于劍建，草茶盛于江浙”。兩種茶的品質特性是不一樣的。“岕茶為名士，武夷（茶）為高士，六安（茶）為野士”（清蔣伯超《南溽楛語·品茶》。這種類比法，境界不很高，而朱子作為大理學家，他的思想境界就不一樣，同樣是建茶、江茶之比，卻將其升華到“中庸之為德”，這種儒家論理的高度。他認為建茶乃中庸之道，是人工制造出來的，外觀漂亮而未必品高，草茶則頗有氣節(jié)、自然本色，這種巧喻當然比張軾高明。這表明嗜茶的朱熹不僅學識廣博，而且有其談吐機敏，喻物誠諧的性格特征。朱熹以茶喻學，認為學問要專主一門。對理學皓首窮經(jīng)，鉆深研透，不被當時流行的其他學派所迷亂。猶如宋代煎茶，仍有唐代遺風，在茶葉摻雜姜蔥桂椒鹽之類同煎，猶如大雜燴而妨茶味。朱子對學生說：“如這盞茶，一味是茶，便是真才，有些別底滋味，便是有物夾雜了”。（《朱子語類》卷15）這種比喻暨通俗易懂又妙趣橫生。朱熹在向學生講學時，巧妙地以日常生活中的茶作妙喻。朱子答學生問關于如何評價《左傳》作者識見，曰：“左氏仍一個趨利避害之人，要置身二隱地，而不識道理，于大論處皆錯。觀其議論，往往皆如此。且《大學》論所止，便只說君臣父子五件，左氏豈如此？如云：‘周鄭交質’，而曰‘信不由中，質無蓋也’。正如佃客論主，責其不請吃茶！”（《朱子語類》卷123）他只說左氏論事不得要領。遠不如孔子《大學》論君臣父子關系精當。以此佃客座主，不請飲茶，這樣責之細苛的巧喻，把復雜的理論問題，在談笑間說清楚了。朱子將儒家最高之道德－－中庸之為德，賦之于建茶，是對武夷茶的極大提高。通過品飲武夷山茶，可以體會中庸，從而砥礪茶，努力攀登中庸之道，而做仁人君子，這正是“人品即茶品，品茶即品人?！狈鸾桃圆柚U茶與佛，因緣深長；自古就有“茶佛一味”的說法。查有史以來，寺院僧家，禪多茗飲，有釋門必有佛茶。佛茶作為一種物質精神，一種傳統(tǒng)文化現(xiàn)象，它不但反映了佛教的禪宗，而且從佛茶的產(chǎn)地、茶名、培育、采制、藥用、品飲、傳說、吟詠及社交等方面，無不帶有佛教文化的濃厚色彩。佛教從印度輸入中國，初于東漢，恰好是中國茶在國內(nèi)廣為栽培的時期相吻合；同時，佛教濫觴于唐朝，被推崇為“國教”，正好和飲茶習俗風靡全國，茶被譽為“國飲”的時代同步。有禪風之興，方有茶風之盛；有禪茶之需，才有佛茶之產(chǎn)。說明了佛教與飲茶幾乎是同時在中國興行，互相之間有著千絲萬縷的不解之緣。以茶供佛祖的風俗，越來越盛，凡有寺廟都有“供佛茶”、“濟世茶”。飲茶成為適宜佛教坐禪、齋戒、禮佛、儀規(guī)、療疾、結緣的必需品?！疤煜旅缴急椋瑥膩砩畟H多愛茶。”據(jù)《福建史稿》記載：“吳晉之際，佛教傳入閩中，于是佛教寺院相繼興建?！碑敃r閩中（福建）只有晉安郡（福州）和建安郡（建州），在名山上建許多佛寺。宋人沙少虞《宋朝事實類苑》載：“建州山水奇秀，巖壑幽勝。士人多創(chuàng)佛剎，落落相望?！庇钟洝敖ㄖ菟I十一縣，到處有佛寺：建安有佛寺三百五十一，建陽有佛寺一百五十七，浦城有佛寺一百七十八，崇安有佛寺一百八十八，（其中武夷全山有一百零八寺，恰合‘茶壽’之數(shù)）......”總共可以千數(shù)。故而建州素有“佛國僧鄉(xiāng)”之稱。沙氏所統(tǒng)計寺數(shù)，可能是宋代數(shù)字；但南唐時建州佛寺僧院確實很多，而且是佛教禪宗最發(fā)達的地方。在建州大凡是山巒起伏，翠峰疊嶂，佳木蔥郁，云?？~緲的名山；差不多名山古剎大多都產(chǎn)茶。于是，建州是山皆有寺，是寺多產(chǎn)茶，無茶不成禪寺。武夷一百零八寺就興建在三十六峰，七十二巖的峰麓巖巔?！安柚疄轱?，擅甌閩之秀氣，鐘山川之靈稟”在那峰巒起伏，溪河縱橫，林木蔥郁，云霧多，濕度大，構成茶樹生長特殊需要的“小氣候”風景名勝區(qū)。寺僧利用立地條件優(yōu)越的自然條件，著手栽培茶樹，采葉制茶。茶質優(yōu)佳，在全國同類茶品中，實屬上乘。寺院所產(chǎn)之茶叫“寺院茶”或“供佛茶”，亦稱“佛茶”。唐宋之季，建州茶葉處于發(fā)展時期，特別寺院中，實行戒酒，提倡飲茶，坐禪飲茶，提神消滯，清心修行，僧侶們認為“品茶如參禪”，將品茶轉化為禪道。曾經(jīng)為僧的茶圣陸羽在《茶經(jīng)》中指出：“茶之為飲，可以療疾，茶味至寒，宜于精行儉德之人?！焙筇铺斐扇辏?28）吳屯瑞巖禪師藻光，成為閩王延鈞的“王者之師”，圓寂后被尊為扣冰古佛。少年出家，參悟佛法。以茶論玄，深得真諦。在瑞巖開席授徒，常設茶宴，普施佛茶，聲名遠播。到了宋朝，著名茶區(qū)徑山寺開山祖師宗杲大師的佛徒道謙來到武夷山，傳來徑山法派玄旨，也帶了徑山寺以茶開宴之風。后居五夫開善寺，傳播禪風，推崇禪理，推崇禪茶。到了清朝，武夷山出了個鐵華上人，與陸廷燦，王草堂共編校《續(xù)茶經(jīng)》和《茶說》，被茶學界認為是烏龍茶類最早的制作技術。釋超全《武夷茶歌》茶學界視為傳遞烏龍茶的第一手資料，奠定了烏龍茶源于武夷的基礎。